根据国土资源部2017年发布的《2016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截至2015年末,全国共有农用地64545.68万公顷,其中耕地13499.87万公顷 (20.25亿亩),这些耕地在养活十几亿中国人的同时,也为包括鸟类在内的众多生物提供了独特的生存环境。
国际极危物种黄胸鹀就是一种栖息地与人类农业活动区域高度重合的鸟类,在一些地区它们也被称为“禾花雀”。华东沿海的水田,对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上的鸻鹬类而言,是重要的高潮停歇地之一。长江中下游广袤的湿地周边,曾经有着大面积的农田,在农业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冬小麦或是休耕稻田里的谷粒是越冬鹤类、雁类关键的食物来源补充。更不用说,还有其他各类群、海量的“田鸟”或觅食或栖息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耕地中。
单击放大△ 麦田里的黄胸鹀 图/韦铭
基于中国观鸟记录中心中广大观鸟爱好者在全国范围内的积累的数据,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朱雀会等机构合作,对我国1111种鸟类潜在栖息地进行了模拟,构建了分布模型,并发现农田是其中220种(25%)鸟类的适宜栖息地。同时,在我国鸟类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17%(爱知目标)和50%(“半个地球”倡议)的地域中,仅有15.2%和3.6%的面积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而农田面积则有28.7%和3.9%。而对于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和国际受威胁鸟类最丰富的17%地域而言,农田所占面积的比例更是达到37.6%和30.5%
单击放大△ 玉米地中的白领八哥 图/韦铭
单击放大△ 稻田里的黑尾塍鹬 图/王榄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生物保护公约》《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未能将传统农业视为具有独特文化底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产,也没有将农业实践的急剧变化视为国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国目前的土地利用政策安排,只有被指定为自然保护区的土地才能维持生物多样性。近年,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曹垒教授团队(Hui Yu et al.2017),通过在越冬点对豆雁、灰雁、鸿雁、白额雁、小白额雁的GPS追踪研究发现,由于农业活动强度大及农田周围的非法捕猎等原因,这几种雁的日常活动几乎都高度集中在天然湿地生境中,而较少再利用湿地边的农田生境,而在日韩两国,豆雁和白额雁都在利用稻田觅食,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这两种雁在国内的种群数量一个无明显变化,一个在快速下降,而在日韩这两种雁的种群都在增长。
单击放大△ 麦田里的大鸨 图/陈可欣
单击放大
△ 麦田里的豆雁 图/杜卿
为此,近期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瑞士联邦研究院WSL、朱雀会在国际学术刊物《自然—生态学与进化》上联合撰文,强调农田对于我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呼吁“应将广义的农田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我国的生态保护和农业生产政策当中。”
单击放大
△ “中国亟需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3月28日发表在《自然—生态学与进化》杂志
当然,这篇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未包括2015至2019年间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积累的新数据,也因此文中所确定的中国六个鸟类多样化的农业地区中,比较遗憾地未能将东北平原地区、云南、西藏雅江中游河谷及西藏南部的农耕地区包括在内。近期朱雀会会和广大合作伙伴一起,以年报等多种形式,逐步分享新的发现和观点,并推动逐步在这些区域设计、开展鸟类保护项目。观鸟爱好者的观察数据也进一步佐证了,东北的黄金玉米带与区内最重要的水鸟栖息地几乎重合,扮演着重要的缓冲区角色;黄河河套地区至中下游沿岸连续分布的大片冬小麦田是大鸨东亚种群最重要的越冬地;云南的农田历史上曾是赤颈鹤、绿孔雀等物种的关键栖息地,现在依然是黑颈鹤等国际受胁物种的主要栖息地,尤其是湿地周围的农田,也是大型水禽和草原雕、白肩雕等濒危物种的主要越冬地;雅江中游河谷的耕地也为全球最大黑颈鹤越冬种群提供了觅食保障。这也更凸显了亟需“开展更为广泛、细致的农田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研究工作,建立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本底、识别重要农业生物多样性地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农业领域的主流化”的重要意义。